文/张延昌康桥
东汉末年，张仲景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实践，继承和发扬了《内经》等医学古籍的基本理论，进一步运用辨证思维，写成了《伤寒杂病论》一书，创造性地提出了理、法、方、药成套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成为我国第一部医学理论与临床诊断治疗紧密结合的典籍。然而，汉代及其以前存世的医学典籍甚少，对考证仲景方药渊源及其同时代的方药状况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而武威汉代医简为东汉早期的医学著作，它的出土对探讨《伤寒杂病论》方药渊源提供了一些有力的证据。
关于“伤寒”二字的提出，武威汉代医简中的“伤寒逐风方”文曰：付子三分，蜀椒三分，泽舄五分，乌喙三分，细辛五分，术五分。凡五物皆冶合，方寸匕酒饮，日三饮；“治鲁氏青行解解腹方”文曰：麻黄卅分，大黄十五分，厚朴、石膏、苦参各六分，乌喙、付子各二分，凡七物皆并冶合和以方寸匕一，饮之，良甚。皆愈。伤寒逐风。
另外，同时代、同地域的《居延汉简》“伤寒四物”方文曰：伤寒四物，乌喙十分，细辛六分，术十分，桂四分，以温汤饮一刀刲日三夜再行解不汗出”；《敦煌汉简》“伤寒方”文曰：伤寒方人参、茈宛、昌蒲、细辛、姜桂、蜀椒各一分，喙十分，皆合积也。以上三个汉简中“伤寒”二字的出现，说明伤寒在两汉时期是一种主要的常见病、多发病，当时的医家对伤寒的实质及临床表现已有了普遍的、根本性的认识，这也就为《伤寒》专著的产生提出了时代要求，而张仲景就是担当这一历史重任的汉代医家，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毕其一生写就了传世之作——《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写道：“(余)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评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可见，这部名著是在继承东汉以前祖国医学成就的基础上写成的，而武威汉代医简正是反映东汉这一历史时期祖国医学水平的原始资料。从文字上来看，《伤寒论》《金匮要略》与武威汉代医简一脉相承，如：《金匮要略?肺痿篇》“咳而上气，喉中水鸣声”的条文，与医简中的“治久咳上气，喉中如百虫鸣状”如出一辙。但是，从辩证论治的角度分析，医简尚处在初期阶段。尽管如此，医简所载的内、外、妇、五官、针灸各科医方共30余个，几乎全是复方，一个方剂少则1～2味，多则15～16味药，说明复方在当时已普遍使用。
从单味药到《内经》十三方中半“夏秫米汤”这类简单的复方，再到武威汉代医简所记载的多味复方，这无疑是中医临床医学上的一大飞跃，也为《伤寒论》这样的传世名著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武威汉代医简中的《治百病方》基本上与《伤寒杂病论》相似，都属于临床医疗札记性质的医方书，每一条条文均列出：方名(或症状)、药物名称、分量、冶合方法、服药方法、服药禁忌及其反应等，但没有涉及脉象、脉法及其医学理论，这也许能为研究东汉时期临证方书的特点提供—些线索。
另外，有的简文也可能是从同时代的其他医书抄来的，如：同是白水侯所奏的治“七疾”(七伤)方，简文中就有两种不同的内容和治疗方剂，这可能是来自不同医家的见解和实践经验所致，而后出的《伤寒杂病论》虽然也有“五劳七伤”的内容，但关于“七伤”的具体症候则空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时期的医学著作已相当丰富，为《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奠定了雄厚的方药及临床医疗基础。
武威医药简牍是当时医家的一部读书和医疗实践的记录，记载了作者个人的医疗心得和有实用价值的方剂，这从中可以窥见汉代早期中医药的发展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