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山
（一）
六十年代，我家从河北省搬到长白山下浑江市一个叫作臭松沟的小山村。
在臭松沟，我认识了一位抗联战士小红军。小红军姓于，那年其实也不小了，大约40来岁，他参加抗联时只有16岁，而且生得很“少面”，天生一副娃娃脸，很招人喜欢。所以没人叫他大名，都喊他小红军。
他住村子最东边的两间小草房里。
我是从喇叭声中知道小红军于叔叔的。
春暖花开的一天早上上学的路上，快要走出沟村口时，我耳朵里飘进了呜里哇啦的喇叭声。声音很响亮，但是没声没调，零零碎碎、断断续续的，但有的时候却很熟悉，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听见过。
我问二狗子，是谁没事在吹喇叭？二狗子食指蹭了下上唇，齉着鼻子说：“是小红军在瞎吹呢！”我好生奇怪，书上写着红军都是在南方，我们这儿怎么会有红军呢？二狗子告诉我说，“小红军”姓于，当过几年抗联。当时的抗联就叫红军。我又问二狗子，他吹得不好听，瞎吹些啥呀？二狗子又蹭了下鼻子说：“一个人太孤单了吧。”
我心里就一直想看看这位小红军。
初秋的一个周日，我和几个小伙伴儿去刨川龙骨。那时供销社收的药材很多，春天收细辛、贝母、柴胡，到了初秋，开始收购川龙骨、党参和五味籽什么的。川龙骨到处都有，秧子到处乱爬，地头和山坡上都很多，但是我们却愿意上老北山去挖。因为那里川龙骨的秧子壮，下面的根也特别粗。
中午了，我们刨累了，就从山上往下滚石头玩儿。老北山很陡，山顶上有许多大石头，我们就把那些石头弄到最高处，用脚一蹬，石头便连滚带跳的朝山下滚去，发出轰轰隆隆、稀里哗啦的响声。我们正玩得高兴，只听下面有人喊：“别放了！把我的障子撞坏了！”
二狗子瞪了我一眼：“我说你们不听，怎么样，把小红军的障子撞了吧？他可是当过兵的，一会儿截住揍我们咋办？”
出乎我们的意料，于叔叔虽然把我们给截住了，但并没有打骂我们，那张圆圆的娃娃脸微笑着，招手叫大家进屋，端出一盆李子让我们吃。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小红军于叔叔，也是第一次看见他常吹的那支喇叭。
那支喇叭已经很旧了，但黄铜的喇叭碗儿仍然很亮。我好想摸摸那黑杆黄碗的喇叭，可是没好意思吱声。
（二）
一天下午，我奓着胆子去于叔叔家了。他正盘腿坐在炕上做棉袄，一针一针缝得像模像样。我很奇怪，问他：“于叔叔，你一个大男人，还会做针线活呀？”他把针扎在黑华达尼棉袄的前襟上，笑眯眯地说：“年轻当抗联的时候，这缝缝补补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我这还是杨司令教的呢！”
我问：“杨司令是谁？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杨靖宇将军吗？”
于叔叔点点头说：“是的，当年我在抗联一路军司令部的警卫班。许多抗联首长我都认识，有的还挺熟。像魏拯民、赵尚志、王德泰，包括一些成了叛徒的，谢文东、李华堂还有罪大恶极的程斌。他们来了，我们就给他们站岗放哨，烧水做饭什么的。”
“杨司令长得啥样啊？还有那个程斌，怎么就当了叛徒呢？”我不禁问。
于叔叔长叹一声，放下了手中的针。他告诉我，杨司令是关里河南人，大好人一个，腿长个子大，能有一米九十多吧。他打仗最勇敢，讲话有水平，大家都特别服他。对战士们也好，经常教他们学文化，也教他们做针线活儿，吃住都和战士们在一起，没一点官架子。于叔叔说：“程斌这家伙当时也是个挺不错的干部，长得挺精神，能文能武，打仗也有两下子，不然杨司令咋能让他当一路军参谋长兼任一师师长呢？他叛变的原因，有的人说是为了她的老母亲，也有的说他贪生怕死！可恨的是，他不仅叛变了抗联，还带领鬼子打杨司令。这家伙真把抗联害苦了。对杨司令的一切他太熟悉了，包括哪座秘营是粮食，哪座秘营口是棉布，哪座必应营口能住多少人，抗联的活动的规律，他都一清二楚。抗联没了秘营，三九天还有个好儿吗？我就是被那些王八蛋追击的过程中，被打掉了一个拇指，情急中藏进一个树洞里才逃脱了。不过我还算挺幸运的。那时战士们都不怕死，就怕受伤，大冬天的，要吃的没吃的，要住得地方没有住的地方，又没有药治伤，伤口一冻非感染不可，大部分受伤的战士都牺牲了，就连魏拯民首长也得病去世了。”说着说着，小红军已泪流满面……我没再问其他的，悄悄退出了屋子。
（三）
于叔叔因为有伤，不能干重活，队里就让他冬天喂牛，夏天干一些轻快的活儿，不忙的时候他不上工，也没人说什么。
转过年来的夏天，于叔叔说队里不忙了，就领着我和狗剩子还有小友子一块上山去刨细辛。临走前，他告诉我们多带些干粮，走远点，好多刨点回来。
第一天晚上，于叔叔指挥着我们砍些树枝子铺在一棵老榆树下，又用几根木棍子把他随身带的一块黄色的油布支在头上。
他说怕夜里下雨。
于叔叔又领着我们捡了些干柴，弄好了一堆火，吃过了自己带的大饼子，就让我们先睡，他自己守着火堆抽烟。
深夜的森林里，常常会有一些动静，我们又是第一次“打小宿儿”，都很兴奋，听了野兽走动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又有些害怕。于叔叔说那是动物们在找东西吃，不要怕，动物最怕火，只要有火堆，啥野兽也不敢来。
我、小友子还有狗剩子睡到半夜，都被隆隆的雷声惊醒了，睁开眼睛见于叔叔正躲在老榆树下，雨水已淋湿了他的半边身子。他却满不在乎，正眯着眼睛打盹。我赶紧让他躲进油布下面避雨。四人挤在一块，看着仍然在隆隆燃烧着的火堆，暗自庆幸多亏于叔叔带了雨布。
于叔叔说，当抗联那时，油布是每个战士必备的东西，阴天挡雨，晴天防潮。
大雨浇在树叶，发出唰唰的声音，空气有些凉，我说，“打小宿儿”真艰苦。
于叔叔摆摆手说：“这算什么，和三九天在野外过夜，这就像是住宾馆了。那个时候啊，哪有什么被褥，一件破大衣，白天晚上穿着。在雪地里露营，你们知道吗？有多遭罪呢！有时候被敌人追了一天，好歹把鬼子甩掉了，没等喘口气，我们就得用大肚子锯放倒棵直溜的大树，再用斧子从中间劈两半，一半的树皮朝上坐着不凉，另一半竖起来靠着挡风。大家吃完炒豆子或炒苞米，就抱着枪打盹，烤了前面烤后面，烤完了后面再烤前面。将士们熬过了一个冬天，一个个的脸都像鬼似的，头发长得能扎起小辫儿来，两只手烤得像鸡爪子一样，脸上都烤出了老茧，一笑那个难看啊！唉！每天都有人在梦中被冻死。”
于叔叔叹了口气，默不作声地看着火堆，似乎又回到了那艰苦的年代。
（四）
那次我们在山上过了两夜，每人刨了二十多斤细辛，往回走的时候，我还缠着于叔叔给我们讲抗联故事。
他长叹一口气说：“孩子们，抗联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就说说，他们的吃和穿吧。”
于叔叔说，他刚参军的时候，是抗联最活跃的时期，还能穿上统一的军装。做军装的布料基本是白花其布。战士们把山丁子树皮剥下来捣碎放进大铁里熬一下，然后把白布放进去煮，捞出来的布就是黄中有点绿的颜色了，然后再交给被服厂缝制成军装，脖子上还系上条红布条，看上去也满精神的。但这样的军装有两个缺点，一是不耐穿，战士们又常在山林中行军战斗，穿不了多久，就被刮扯得大窟窿小眼的，又没有同颜色的布缝补丁，补丁白一块黑一块得很扎眼；二是怕雨淋，常在野外战斗，不是露水湿就是大雨浇，很快军装就褪胜色了。后来，抗战斗争越来越艰苦，将士们的军装很难统一起来了，特别是到了冬季，基本是弄到啥穿啥，像农民赶大车穿的老山羊皮袄、缴获鬼子和伪军的军装，也有家做的中式棉袄棉裤。
至于吃的，鬼子没“归围子”以前，还能找乡亲们买或者借点，冬天钻进山里，还能吃上大饼子什么的，菜是没有的，一般都是吃咸豆子。后来就不行了。“围子”进不去，老百姓也出不来，那就更困难了。特别是程斌叛变以后，秘营没有了，补给一点辙没有，一天能吃上一点煮豆子或者煮苞米，就不错了。于叔叔说：“杨司令牺牲的时候，胃里只有树皮和棉花，你们说，多惨吧？”
（五）
回家的路上，我们走到一个半山坡，二狗子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个跟头，他爬起来后发现是个死人的脑瓜骨。他吓得忙跳到于叔叔身背后。
于叔叔一点也不惊慌，他伏下身子看了看说，这人是受了枪伤死的，看他的牙齿还很年轻呢！我们三个不敢动，嘴里胡乱猜，到底是什么人呢？于叔叔用镰刀把杂草割了割，又发现了几个被杂草遮挡着的尸骨。
我们三个孩子，拉着于叔叔催他快走。于叔叔摇摇头说：“我不能就这样走了。这几个人不是抗联就是胡子，胡子很少死在荒郊野外的，就算是胡子，也一定是被鬼子打死的。这样吧，你们三个去折些树棵子来，我把这些骨头捡到一起，划拉些树叶子埋上吧，上面，再盖上些青草和树枝子，几年后就看不到了。”把一切弄好后，于叔叔领着我们朝隆起的“坟包”磕了头，还小声念叨了几句，才向山下走去。
我和小友子跟在于叔叔身后，边走边叹气，于叔叔就回头鼓励我们：“孩子们，珍惜现在的好生活吧！抗联战士憋着一口气，为了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有多少像你们这样大的孩子牺牲在了大山里？他们都是好样的，都是英雄，个个打起仗来，都不怕死，宁可牺牲自己，也不甘当亡国奴。那些当了逃兵或者成了叛徒的，没一个有好下场的！”
从那时起，我和小友子就暗自下决心，必须经常去帮帮于叔叔，从那样险恶的日子熬过来的人，理应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于叔叔也不把我俩当外人，我们一起种园子，一块踩黄烟，没事的时候也拿着他的喇叭吹。那时候才知道，于叔叔之所以吹得不好听，是因为他没了根手指头，拿不稳喇叭。
后来，我和小友子一块去参军了。再后来，听说于叔叔活了九十多岁，最后逝世在县里的养老院里。-05-:00:00:小红军和我聊抗联/enpproperty本文来源：长白山日报
